| 这是一张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:漆黑的夜幕中,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前方,一个个壮实的肩膀扛起铁轨,长长的铁路在民兵的手抬肩扛下离地而翻,这就是著名的战地摄影作品—《切断敌人的供给线》。摄影家称这张照片是“文献性”作品,军事学者把它看作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实践的“化石”。它至今仍被高悬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里,几十年来一再被媒体报道,还被载入各种全国大型影集或出国的影展中,传遍全国,走向世界。
怀着对摄影者的崇敬和对这张照片背后故事的好奇,我们采访了作者李峰。李峰从事新闻工作50多年,硕果累累。他曾担任过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,领导创办了“中华第一刊”《半月谈》杂志,还主持创办了《经济参考报》。他的《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了》《“一厘钱”精神》《桌子上唱起了大戏》《改革要唱进行曲》《放盐不多就能咸》等作品都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。
如今他年已八十,但看上去依然健朗。一见面就说:“单从支配自己的生命和眼球来说,我是一个‘厚今薄昔’的人,过去的成就,不过是过眼烟云,做好当今应做的事,才会超越昨天,迈上新台阶。”也许正是这样,过世的老社长穆青为《李峰文集》作序中说:“李峰探索着写了多种体裁的通讯,多种形式的杂文随笔,多方面内容的新闻论著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还拍摄了珍贵的战地摄影作品”。“他写的深度报道多,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报道多,并以写政论式通讯和评述见长,他的好多报道对推动实际工作和鼓舞人心起了较大的影响。”
推向抗战前线
李峰的家乡是河北省蒿城前西关村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那里离日军的封锁线只有30里地,环境比较恶劣,日寇有时把被抓的抗日志士杀害后吊在树上,妄图阻止人民参加抗日。可在1940年,只有17岁在读高小的李峰还是加入了冀中军区七分区教导队,接受军政训练,并入了党。后来,他又被选调到军分区的文艺训练班和冀中军区摄影训练班。摄影训练班的主任是我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。李峰说:“听石少华讲课,我才知道世界上有‘摄影记者’这个字眼和职业。从此我开始走上新闻工作这条路。”
李峰学习和从事摄影的路并不平坦。他回忆说:1942年5月,日军对冀中地区,发动了一次拉网式的大扫荡。为了便于和敌人周旋,非战斗人员的部队化整为零,化军为民,当时我们摄影班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,采取了认干娘的办法,在当地建立“社会关系”。我在几个村中就认了5个干娘。我们白天学习,晚上到关系户家里磨面、除粪、干活,真正目的是“亮相”,让村里人都知道你是谁家的干儿子,以预防万一被敌人抓住,干娘家可说是“自家人”,村里人当“保人”作证。用如此等等的斗争方式,当地老百姓掩护了这支没有武器的部队。
艰苦的摄影时光
斗争是残酷的,摄影班还是被敌人打散了。李峰无依无靠,和他在一起的,只剩下宋谦(宋钦)。为了能活下来,两个同年生、同年入伍、同年入党,同是冀中的青年人只好沿街乞讨充饥,钻地道躲避敌人追捕。他们到老百姓家借粪筐,双手使劲在粪筐的背杆上来回转磨,把双手磨出茧子,为的是万一被日本鬼子抓住,手茧子可证明自己是个地地道道干活的老百姓。
李峰说,老百姓保护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们每次进村沿街讨饭,老百姓一眼能看出来,就想方设法保护我们。有一天,一个老大娘看到我,说我很像她的一个儿子,她嘱咐我们从村西头出去,藏在树林里,待会儿给我们送饭。过一会儿,她就给我们擀了面条,烙一个饼,送到村西口给我们吃。
战争中的友情珍贵如生命,李峰至今没忘记他好同学、好朋友宋谦,和他在一起的记忆总是历历在目。当时在宋谦家他们进行过挖地道的斗争,这是一种有效斗争方式,那时宋谦家有三间房,他们从北房的炕洞里向下挖,能坐一个人时,再往西挖,穿过山墙后,再往上挖,一直挖到驴槽下。可是还没等完工,鬼子就来了,而且就在宋谦家房子边设有一岗,他们都躲进地道中,当时的情况岌岌可危,地道中空气越来越稀薄,还好敌人很快就撤退,但大家出来时,一个个脸都憋的发青。有一次,两人夜间走路迷失了方向,李峰的身体又不好,不能再向前走。李峰怕拖累宋谦,毅然提出让宋谦先回家隐蔽,不要再管他,但宋谦无论如何也不答应,说:“要死一块死,我绝不能扔下你。”这样的深情厚谊,李峰一辈子都铭记于心。后来在一次突围中,宋谦受了伤,他们二人从此分手,没再见过。谁能料到,这一分手便是永别。宋谦后来在冀中牺牲了。
李峰后来在参观一个影展中,偶尔发现有介绍宋谦生平的几行文字和一张巴掌大的半身像。此情此景,一下子勾起了他对这位把生命和自己铸在一起战友的情谊。李峰的眼眶湿了,他无言无奈,只能请一位同志,给他和宋谦那珍贵的半身照片,照了张像,补照了一张有生死之交的两个灵魂的合影。
回忆学摄影的时光,李峰感慨万分。战争时代的条件异常艰苦,身处穷乡僻壤,当地的民众根本不知摄影为何物,摄影所需设备器材也极其匮乏。当时的晋察冀画报社主任——沙飞对于培养摄影人才,发展摄影事业,费尽心血。建设规模化复制军事新闻照片、生产画报的印刷厂,没有厂房,就将牛羊圈搭棚改建;没有计时器,就用棉花把瓶口塞住,倒置过来成了仿古式的“铜壶滴漏”;没有酒精,就用本地的红枣酒;冀中军区摄影班学摄影原理时,为了练好用目测拍摄距离的基本功,大家行军、走路也练习测距。就这样,他们毕业了。算下来,他们那期训练班,每个人只照了半个胶卷。也就在这样的战斗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,晋察冀军区培养了一代人。这在世界摄影史上,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。
拍摄人民抗战的场面
谈到那张名作—《切断敌人的供给线》,李峰至今仍记忆犹新。那是当年的一个夏夜。他作为敌后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的摄影工作者,跟随一个团的部队,向敌占区山西省忻州南边的铁路沿线进发。这次军事行动的任务是破坏日军的供给线,扩大解放区,解救沦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人民。
为了防止事先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行动,他随部队日宿夜行。那次连续两个夏夜的行军,非常紧张和神秘。部队尽量避开村庄,穿行于高粱、玉米和谷子结成的“青纱帐”里,防止因路过村庄被暗藏的汉奸走狗发现。李峰说,夜晚旷野里静得出奇,偶尔只有稀稀落落的蟋蟀的清清细语,只有天上的繁星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这支部队的行动。白天部队住在村里,设隐蔽岗哨,部队和村民任何人不准出村,来人一律不准再出去。这样,即使村子里有敌探或外来者中有汉奸,也不能出村报信。部队夜晚出发,先向东然后再向西,迷惑敌人不知部队去向。他们要破坏的铁路,沿线敌人都有拔地而起的碉堡,像一个个黑乎乎的“死神窝”,战士们叫它“乌龟壳”。铁道躺在两个碉堡之间,完全在敌人视线或炮火射程控制之内。为了保证破路民兵的安全,部队先把敌人的碉堡围住,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,并布置好火力,封锁住敌人窜出“乌龟壳”的吊桥和道路。万一被敌人发现,部队就可用火力把敌人封锁在“乌龟壳”里,保护民兵强行破路。部队部署完毕以后,民兵用仅有的两把土造的大铁钳子,在一处拧开铁轨上的道钉。然后,指挥员用有力而又压到最低的声音,喊着齐心协力的号子:“一—二—三—!一—二—三—!”
为了尽可能不让敌人发觉,指挥员同李峰商量好,在完成破路任务的最后时刻,再用镁光拍照。指挥员还特别告诉民工,要给他们照相,照相时的“火光”是自己人点的,不是敌人打来的,不要惊慌,不能乱跑。这种思想工作非常起作用,因为民兵都是老百姓,从来没见过镁光。拍摄那张照片时,李峰得到了那支部队的团政治处主任林真同志的协助。李峰说,我和他约定,我喊“一二”,打开相机快门,他划火柴,点燃闪光灯上的镁光粉。就这样,镁光粉在黑夜里突然闪射出一片白光,那铁路大翻身的生动场面,就被拍进了我的镜头。这时,指挥员立即发出了撤退命令。我们跑步刚刚撤离现场,敌人的炮弹就对着闪射镁光的地方打来。有的战士诙谐地说:“这是敌人欢送我们的礼炮。”
李峰说,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,根本没有一点拍摄“名作”的念头,这的确是他生活在前线碰上的镜头。那时他这个毛头小伙子,只是觉得,老百姓能让敌人运兵运军火的铁路打滚,这种场面太出奇、太壮观、太伟大了。它非常形象地显示了人民群众在人民战争中的伟大力量,所以他不怕冒任何危险,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的瞬间,留下这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场面。
拍完这张照片以后,李峰便把底片交给了组织上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这幅照片第一次在全国性画报上发表。当时有关编辑苦于不知照片的作者是谁。还是当年在敌后根据地编发过这张照片的蔡尚雄同志告诉他们,那是李峰照的。
说起抗日战争的故事,李峰由平时的寡言少语,变得很健谈。抗战胜利时,李峰正在五台山上,随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主力团采访。团长谢振荣带领他的团,正在封锁敌人的一个碉堡,执行“围点打援”的战斗任务。经过几天的封锁,部队切断了给敌人送水、送粮的路。谢振荣是个英雄式人物。他经过长征,打过无数次恶战,身上受过十几次伤。就在那次采访中,李峰为他拍了一张手拿望远镜,指挥部队作战的照片,照片显示他一身英雄气概,满腔必胜信念。作品相当珍贵。可惜,由于战争环境多变频移,这张照片已找不到了。李峰向我们讲述的每个战斗故事,每个战斗场面,都像是一张张告诫人们“永远不要忘记过去”的老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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